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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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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结束,再次回到学校,大家都有些发福,个个面色红润。

    苏浩先去了趟知识出版社,见了下齐主编,了解一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销量,并把【将爱】的书稿留下,先让出版社审阅,接下来再谈出版事宜。

    新的学期开始,苏浩又进入忙碌的学习当中。转眼已经是5月份,这天中午吃饭时,程清松说道:“老四,下午没课,去电影小组吗。”

    “今天有活动吗,再说吧,没事就去看看。”苏浩看向程清松说道。

    “哦,那我就不等你了,我去看看。”

    “嗯。”

    电影小组,全名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是93级文学系学生贾璋柯、王红伟、顾挣成立的。

    电影学院虽然不大,但每届也有百、八十个学生。大家年青气盛,很多人极具“大师”气质,彼此不服但一时又拿不出作品比试,便拉来历届校友助阵。

    导演系的自在不话下,整天的凯歌、壮壮挂在嘴边。摄影系的有张|艺谋护驾,录音系也出过宁|瀛。

    这样的争执相持不下,大家便寻左道旁门。比如把录音系叫“露|阴|癖”,把导演系叫“倒|爷系”.文学系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人,但也在劫难逃,那时候93级文学系班上共有十二个同学,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称为“七侠五义”.

    贾璋柯、王红伟、还有顾挣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

    起初他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他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

    日子久了,贾璋柯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顾挣和王红伟都没有在意,电影学院犯这种病的人很多。

    谁都知道,即使在电影学院,即使电影学院离京城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事实上你离电影还是那么的遥远。

    他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随着学习、见解、对电影的深入了解,贾璋柯对第五代导演拍摄电影愈加不理解,每次观摩最新的国产电影,都会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愤怒。

    贾璋柯认为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

    贾璋柯再次对王红伟和顾挣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而事实也是若此,第五代电影导演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得奖模式的电影【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

    望着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他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贾璋柯他们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他们觉得: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

    于是三个人决定要拍点东西。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他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

    于是“北电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就此成立。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机会,这时可不是后世谁都可以当导演。

    这时在电影学院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

    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当时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他们要拍片,对贾璋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

    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璋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

    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贾璋柯就这么说了,在向大多数人表示——我们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他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一起看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

    1994年,“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第一次拍摄,为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拍一些京城街头的广告的资料。

    三个人分好工,贾璋柯当导演,王红伟当制片,顾挣当副导演。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顾挣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忙,便一起去拍了。

    1994年5 月26日,为客户干完活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间历时一天。

    最后,他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京城》。影片完成之后,他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

    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

    “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贾璋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影片是有意义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象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

    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

    拍完《有一天,在京城》之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三个都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

    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1995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贾璋柯为了这个纪念日,决定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的。

    其实,说什么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那都是官话,贾璋柯想拍片,是因为他又弄到了钱,有钱就可以开工了。

    贾璋柯这次的剧本【小山回家】把一个河南民工作为主角,主角是王红伟来扮演,还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

    大家本来是想要拍摄一个长片的,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完成剧本定的90分钟长度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被迫放弃,【小山回家】成为一个近60分钟的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正式”开机。

    事情总是不可能很完美,因为摄影机是从《光明日报》借来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些意外,必须把机器提前半天还回去,但是工作计划已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了,最终剩下两场戏没有拍。

    因为有几场戏没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剪辑方案,许多场景都被代以黑画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有点像默片。有一场小山去找大学生的戏没有拍摄,可是在叙事结构上来说实在无法删去,贾璋柯就把两个演员的台词在现实环境中录下来,配上黑画面,就像广播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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