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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宅屋-> 历史军事 -> 弹啸全文免费阅读 作品相关_陈昌浩
- 陈昌浩（190609.18-196707.30），湖北武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０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2年1０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
1939年8月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惨遭迫害，1967年7月3０日吞服大量安眠药后在北京辞世。陈昌浩先后有三任妻子，与首位妻子刘秀贞有二子陈祖泽、陈祖涛，与第二位妻子张琴秋无子女，与第三任妻子格兰娜育有一子陈祖莫。
编辑本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回到祖国的陈昌浩同志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他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叱吒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红
军统帅
陈昌浩同志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多少当年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1]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涛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
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洁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故。
兵败河西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
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
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