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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卷 134、义利之说
- “按你所说,确实有些道理,工商二业,确实不容忽视。”一番沉思,张国纪也终是找不到理由反驳黄汴,只能暂时表示认同道。
“确是如此,在我看来,无工商,便无经济,无经济便难以富国强兵。”黄汴继续加深着张国纪对于工商的认同感道。
“大概这也是如今人心不古,那些落第士子,不再研究孔孟之道,转而去学那范蠡一样,行那谋私利的商贾之事的原因了。”张国纪有些咬牙切齿道。
黄汴听了,心里顿时有些不舒服,张国纪这话说的,明显依旧对商贾经商谋利看低,如何能让身为商人的黄汴好受。
当然了,对于黄汴而,这些歧视,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些语,故而脸色并未变化。
早在先秦春秋时期,孔子“罕利”,很少说“利”,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从一开始便定性了逐利的商人。
而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坚持一切行动以“义”为准绳。
梁惠王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对梁国有利,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这就是说,如果把仁义放后面,利益放前面,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儒家就已认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顾公义,到了之后,儒家更进一步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荀子更是有,“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明确把商人说成是唯利是图的人。
也正是这样,造成了后来的儒家子弟,终日读孔孟之书的他们,对于逐利商人,一直认为是小人,而他们这些读孔孟之书的君子,是根本不应该和商人一样的。
张国纪就是属于死读书,不知变通的那种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得他即使和黄汴关系很好,而且现在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但内心里,还是对于商人十分歧视,所以刚才才会说那些话。
而张国纪也是没有察觉他已经失,众所周知,范蠡是个经商天才,曾三次成为巨富,三次散家财,张国纪很明显和大多数儒学弟子一样,只是单纯的羡慕商人比他们士大夫有钱,从而歧视经商的人,却对范蠡这样的义富之举,毫不在意,似乎就好像这是范蠡应该做的一样。
虽然如今不少儒学弟子,放弃读书,转而经商,甚至不少商人因为赚得巨额利润,生活得比一般人好,让子弟读书科举,比一般寒门子弟更加容易崛起,可商人的地位依旧为不少儒学子弟歧视。
“国丈爷,商贾之道,利国利民,如今朝廷官吏,多有家中经商者,已不能与古时同语。”黄汴道。
“哼!”张国纪古板的冷哼一声,但却没有反驳。
张国纪知道,黄汴说得是事实,就连他一直敬重的那些苦读圣贤书,最终“众正盈朝”的东林诸贤士们,多数人家里都是有田产有商产的官商合留一体的大户。
就是他们张家,在民间也是有些商业基础的,只不过不是他们自己主要经手的而已,不然张国纪和张璟哪有钱去买监生,他如果反驳,岂不是说他和他一直敬重的东林诸贤士,都是逐利的小人吗
这是不对的,他们这些贤达之士,只不过是不想那些商贾小人赚更多私利,而不造福百姓,所以才和他们争利的。
张国纪心里,和大多数自己经商,都又瞧不起那些全职商人的伪君子一样,为他们在抢小人之利辩驳着。
只不过,这些辩驳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