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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5章 河套之战(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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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早期一神教传教士。

    如万历时在我朝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务实妥协的手法。

    即认定祖先崇拜与对孔子的尊崇,并不属于一神教教义所禁止的“偶像崇拜”范畴。

    这在技术上可以绕过这两个壁垒,向中国人传播教义。

    然而这种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内部始终存在争议。

    看过我理想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

    在18世纪初,在清康熙执政期间,这一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史称“中西礼仪之争”。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坚持信徒不应该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罗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国传教。

    虽然在中国的传教士,仍希望做出一定妥协,以换取传教权。

    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在中国,在受华夏文明影响浓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

    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马教廷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允许上述地区的信徒按照固有习惯祭拜祖先、神社(倭国)等异教偶像,问题才算解决。

    我朝初年,在西北已经形成稳定社群的睡绿教群体。

    他们所面临的正是一个战略适应问题,毕竟我朝所打出来的口号是“恢复中华”。

    相比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绿教社群所面对的境况看起来要略好一点。

    因为对于中央之国统治者来说,一神教的传教工作,本质是在与其争夺人口和话语权。

    如果允许教廷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排他做法,那么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着将减少一名“中国人”。

    相比之下,“绿教色目人”在当时则属客观存在一个“外来”社群。

    不那么普世的“内婚”做法,客观上不会对主体民族的数量构成威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必须以“中国”认同为基础。

    尽管在这一认同之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看似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

    但绿教教义中强烈的排他性,多少还是让“绿教色目人”这个群体在融入大环境时有些尴尬。

    一旦遇到乱世,这些差异性又往往会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放大。

    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争。

    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些宗教我们能铲除得了吗铲除不了的。

    既然铲除不了,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

    那就是以我中华文化为主,来慢慢稀释瓦解他们,而先贤祠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这个工作将成为我们以后长期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必须边学习,边总结,边打压瓦解他们。

    既然我们想全面接管这个天下,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占领的土地上的宗教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包括移民过去的民众最后都会被宗教同化。

    我们所做的努力,最后都会化为乌有,这里我提出一个思路,大家想一想,讨论讨论。

    在永乐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似乎为这个问题和我朝,找到了一条共生共赢之路。

    对于我朝来说,人口流失海外虽然是不能容忍的。

    但如果替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是源自有“中国”认同的绿教群体,情况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在社群竞争中保持内部团结性,以绿教信仰为“地缘凝聚点”的社群。

    势必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习惯。

    然而身处海外,情况就正好相反了。

    身处一个陌生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将成为更占优势的“地缘凝聚点”。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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